在广阔的苏北平原，自盐城至南通，由北向南有一条绵延百里的捍海长堤——范公堤。这是当地民众为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而命名的。
说到范仲淹，大家自然会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这句话既是他本人数十载宦海生涯的行为准则，也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从政者的政治追求。范仲淹每到一地，始终关心民众疾苦，为民排忧解难，留下很多传世佳话。范公堤在其中，虽不是最有名的，但却可以看作是他职业生涯最难的一个。
范公堤的前身，是中唐时期黜陟使李承任淮南节度判官使所修的常丰堰。到了宋代，经过两百多年海潮侵蚀，已是千疮百孔，无法再发挥抵御海潮的作用了。
范公堤长达90千米，随着海岸变迁，已经失去了捍海的功能，今204国道原是由范公堤改造而成。来源/节目《中国影像方志》截图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从京城外放任西溪（今盐城东台）盐仓监，主要负责附近几个盐场的盐税。当时的范仲淹刚过而立之年，踌躇满志，对于这样一个从八品、不入流的基层小官，内心并不满意。他越级给当时的宰相张知白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言下之意，希望能得到张宰相的青睐，换个位置。
大概是见多了这种年轻人以文问路的套路，张知白并没有回信。
接受现实的范仲淹开始了实地勘察。他发现，当地阻挡海潮的海堤年久失修，已经坍圮不堪，不仅影响到盐场煮盐，里下河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水倒灌之害，数千户灾民外出逃难。潮汛大时，连远在百里之外的泰州都受威胁。素怀大志的范仲淹，不忍百姓受苦，尽管修堤一事，属于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并不在他工作范畴内，而且作为盐官，他也没有能力和资源去做此事。但是责任心的驱使，让他不能对老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于是就给他的上司兼好友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写了封信，说明修筑海堤的必要性，随信还附上自己经过精心计算拟制的一整套有关修筑海堤的路线、工程、费用等计划，比如在工程设计上，他的建议是“酌量移堰稍近西溪，以避海潮冲击，乃垒土以固其外，延袤迤逦如波形，不与水争”。
张纶欣然同意范仲淹的建议，并向朝廷举荐其担任兴化（今江苏省兴化市）知县。这样一来，范仲淹就从一名技术官僚变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可以全面负责修堤事宜。
范仲淹画像
这边，范仲淹忙着做修堤的各种准备工作，朝廷却对修堤一事展开争论。有人提出，筑海堤固然能挡住海潮，但堤内之水不能畅流入海，则可能造成排涝困难。客观地说，这一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但就当时的里下河地区来说，海潮的危害远大于内涝，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张纶在奏章中写道：“涛之患十九，潦之患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最终，朝廷批准了范仲淹的修堤计划。
天圣三年（1025）秋冬，四万余军民齐聚海滨，修筑海堤工程正式启动。
修堤首要问题是解决确定海岸线的具体位置。
当地人提出撒稻糠界定堤址的想法，也就是在涨潮前，沿海岸线堆铺稻糠，待到退潮后，潮湿的稻糠遗留在海岸线上，堤址就是顺着稻糠“划”出的曲折长线。这一设想被范仲淹采用。
第二个难题是恶劣的天气。工程开始没多久，就碰上连天雨雪，再加之海潮突然暴涨，冲决了新堤，工地上好多民工来不及撤退，淹死百余人，整个工地乱作一团。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死了数千人。范仲淹后来在《胡公神道碑铭》中描述了当时的惨景：“会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道路飞语，谓死者数千，谓防不可复。”彼时，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正在工地协助修堤。危急关头，幸赖滕子京临危不乱，他站在工地高处，命令带队官吏坚守岗位，组织兵民向安全地带疏散，有效安定了大家的情绪。
这段共患难的友情让范仲淹铭记于心。后来滕子京在岳州重修岳阳楼时，写信给范仲淹，请其就此写篇文章。范仲淹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这段文字，虽说写的是江景，但很难说范仲淹当时是不是想到了二人当年修海堤时所遭遇的大风雪、大海潮。至少，滕子京看了之后应该是秒懂。1047年，滕子京在苏州知州任上病逝，范仲淹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再次回忆了当时的细节：“（滕）又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仓皇，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
湖南岳阳楼景区范仲淹和滕子京雕像之一。摄影/图瑞，来源/图虫创意
发生了伤亡上百人这样的重大安全事故，海堤工程只能暂时停工。朝廷派胡令仪为两淮都转运使，专门负责调查此事，看看工程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胡令仪之前曾在泰州地区任职，对海堤年久失修带来的危害十分清楚。他与张纶联名上奏朝廷，明确提出海堤必须要修。张纶甚至自请兼任泰州知县，亲自主持修筑海堤工程。而范仲淹因之前修堤亡人一事，被调任建州关隶知县，后又调任监楚州粮料院，不及赴任，因母亲病故而丁忧去官。临行前，他给张纶留下书信，反复陈述“复堰之利”，并表示若再有事故，一切后果由他承担，鼓励其继续修堤。
天圣五年（1027）秋，张纶带领民工，再次展开修堤工程。次年春，工程竣工。堰长一百四十三里，基宽三丈，顶宽一丈，高一丈五尺。为吸纳潮水方便漕运，还特意在运河内设置水闸，让堤外堤内水能够根据需要实时互通。海堤修好后，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农事、盐科两得其利。原先因海潮流亡在外的居民，纷纷回乡生产，仅在当时的泰州，“卒成堰，复逋户二千六百，州民利之”。滨海地区原来“海潮沮洳泻卤之地化为良田”，农业产量显著提高。江淮地区的田赋收入，原来规定是每年供给朝廷稻米六百万石，因天灾、海潮减去五十万石，但到了天圣七年（1029），江淮发运使就奏请，说今年大丰收，可以按过去规定数量交赋税了。另一方面，盐的产量也不断提高，南宋时，仅泰州一处，每年就有六七百万缗，超过唐代全年的赋税收入。
当地百姓为感恩张纶，特地兴建了一座祭拜张纶的祠堂。因当时张纶还健在，故谓之“生祠”。祠堂建成后，范仲淹专门为此写了篇颂文。后人们感念范仲淹、胡令仪在修堤一事中同样贡献巨大，又将范、张、胡三人一并立祠祀之，称为“三贤祠”。受益最大的兴化民众，很多人将自家的姓改成范姓，以彰其对范仲淹首提修堤的恩德。这就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所说的“民至今享其利，兴化之民往往以范为姓。”
不过，在之后的数百年间，这项水利工程都被称为“捍海堰”，并不叫“范公堤”。“范公堤”之名最先出现，是在明成化年间高宗本所立的《修捍海堰记》碑文中：“至天圣初，泰州刺史张纶专图修复。时范仲淹监西溪盐仓，悉力助之……民蒙其利，三州皆立张范祠。然人皆以‘范公堤’名，以多出仲淹之所为也。”
当然，之所以得名“范公堤”，可能还有另一层因素，在所有修堤人之中，以范仲淹后来的职务和影响力最大，将其参与修筑的捍海堤称为“范公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范公堤位置示意图。底图/天地图
从捍海堰到范公堤，名称变化的背后，是老百姓朴素的爱憎表达。他们认为，为官一任就应该造福一方。事实上，这段海堤之后又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维修扩建，如元代兴化县令的詹士龙组织9郡民工，历经16个月，对捍海堰进行大规模的维修扩建，扩建后的捍海堰从100多里延伸至300多里；明代万历年间的巡盐御史姜壁、总漕都御史凌云翼、巡抚都御史杨一魁，均为维修捍海堰做出了重要贡献；清雍正年间的河督高斌续修范公堤，乾隆、道光、同治时期，又屡次对捍海堰进行了维修、增展，使其总长近500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公堤之名，虽因范仲淹而得，实际上尊重和纪念的是所有心里装着百姓、为民办实事的政府官员。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今天的范公堤已经完成它的水利使命，但它在修筑过程中所体现的以民为本、勇于担当、协力同心的优良传统，却仍然在今天熠熠生辉。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位从八品的盐仓监，甘愿超越本职、挺身而出？答案或许就藏在“先忧后乐”的千古名句中。真正的政绩，是像范公堤这样——用脚步丈量海涂、用稻糠划定堤址、用担当抵御风潮，一寸一寸干出来的。范仲淹没有因为官职卑微而放弃为民请命，没有因为遭遇挫折而退缩逃避，更没有因为调离岗位而推卸责任。正是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襟，让一己之力汇聚成众人之力，让一时之功延续成千秋之利。今天的党员干部当以史为鉴：树立正确政绩观，就要像范仲淹那样，把人民放在心头，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实干刻在脚下。唯有如此，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筑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范公堤”。
查查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